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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就义兵食对
崇祯戊寅年（公元1638年）三月，皇帝亲临左顺门，召集选拔出来的官员询问解决军饷和粮食供应的策略。曾就义回答说，“百姓之所以困苦，主要是因为官吏不够廉洁，倘若地方官都能廉洁奉公，即使稍微增加赋税以支持军费开支，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。”皇帝听后非常赞赏，将曾就义列为首位。不久后，朝廷果然增加了剿饷和练饷的赋税。
黄道周认为军饷无需另寻来源，而曾就义则主张通过加派赋税来资助军需。君子和小人在道义和利益上的区分便体现在这样的观点差异上。然而，曾就义的一席话恰恰符合皇帝的心意，因此被提拔为第一，从中可以看出皇帝的喜好和倾向。
杨嗣昌论荧惑
崇祯戊寅年（公元1638年）四月己酉日丑时，火星与月亮的距离仅七八寸，随后它逐渐退行至尾宿，并渐渐移入心宿的位置。兵部尚书杨嗣昌上奏称，“自古以来天文异象如月食五星的现象，在史书中屡见不鲜，但关键在于观察这些现象发生的时代背景。汉元帝建武二十三年发生的月食火星事件后，第二年呼韩单于归顺并来到五原边塞；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时，皇后马氏以其美德影响整个后宫；明帝还把功臣画像陈列于云台。唐宪宗元和七年月食荧惑之后，同年田兴以魏博之地归降朝廷。宋太祖太平兴国三年，月掩荧惑，次年发兵攻灭北汉，继而征讨契丹，却连年战败。如今月食火星发生在尾宿附近，这在占星学中分别象征朝廷内部以及国家外部，皇帝若能修养德行、追求和谐，定能使国家虽遭受灾却不至于受害。”
给事中何偕（此处有笔误，应该为何楷）对此提出异议：“引用古代观点指出月相变化应当审视刑法是否得当，并强调礼仪缺失会导致天象示警，尤其是火星异常，若要真正修正刑法，首先应当重视礼仪；而真正重视礼仪，也离不开对刑法的整饬。杨嗣昌列举诸多历史案例，出处在哪？他之所以说款塞，是想借此推广通商和招抚政策；之所以说元和，是想推广抚的政策。他说宋朝太平兴国年间连年战败，是想为他不敢用兵的策略找借口，牵强附会甚至夸大其辞。他特别强调的关于永平皇后的叙述，在奏章中反复提及，让人难以理解其确切指向何处。”杨嗣昌再次上疏为自己辩解，只提到科臣在国家危难关头中伤他，却不再提及通商、招抚之事。
户部主事李凤鸣则提出：“火星逆行并非罕见，而是常态，并非预兆什么重大变异。”给事中解学尹批评李凤鸣的言论过于阿谀，实际上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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