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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皇帝刚即位时，决心励精图治，体恤民间疾苦，他担忧国家财政匮乏，便大力提倡节约。给事中刘懋上奏，建议裁撤驿站，每年可节省数十万两银子。皇帝对此大为欢喜，将此作为法令，规定凡滥用驿站者，一律严惩不贷。因此，许多部科监司官员因违反规定被罢免。全国上下战战兢兢，严格遵守法令。
然而，陕西、山西地区土地贫瘠，无田可耕，当地百姓凭借强壮的体力，靠水陆车船运输谋生。驿站裁撤后，他们失去了生计。不久，陕西连续遭遇饥荒，粮价飞涨，百姓生活极度困苦，只能吃草根树皮，快要活不下去了。皇帝虽命御史吴牲携带十万两银子前往赈灾，但未能解决问题。失去驿站生计的百姓在各地溃兵的煽动下，纷纷结伙为盗，整个陕西地区动荡不安。
给事中许国荣、御史姜思睿等人意识到问题所在，上奏称驿站不应废除，但皇帝均未采纳。众人对刘懋深恶痛绝，咒骂其名，绘制其画像以箭矢射击。刘懋因此自责而死。他的灵柩运至山东时，无人愿意为其搬运，只得暂置于旅店，一年后仍未能归葬家乡。
祖宗设立驿站，意在吸纳身强力壮之人从事劳役，消耗他们的精力，消磨他们的时光，以此解决生计，使他们无暇为非作歹，实有深远考量。只需剔除其中的冒领、滥用即可，何必刻意裁减，将贫困百姓逼为盗贼呢！
据记载，洪武二十六年（公元1393年），朝廷开始规定水马驿站应配备马匹、船只及人力的数量，以满足公务传递之需，使全国各地的信息流通如血脉畅通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驿站制度弊端渐显。嘉靖三十三年（公元1554年），朝廷将驿站事务分为“温良恭俭让”五个类别进行管理。“温”类五条，负责接待圣门后裔（孔子后代）、道教真人及差遣皇帝陵墓的往来事宜；“良”类二十九条，供应文武官员出京师到外公干；“恭”类九条，供应文武官员入京公干；“俭”类两条，供应优恤之需；“让”类六条，供应安抚边远地区。此外，火牌专门用于兵部传递军情及边镇紧急报告，分为内外换三种，以确保信息清晰。除奉旨紧急传递者不受限制外，其余各类事务临时调整，人数增减灵活。
至万历三年（公元1575年），驿站制度进一步细化，分为大、小勘合，仍以“温良恭俭让”五字编号。其中，王室子孙、文武官员使用大勘合，监生、吏员等使用小勘合。大勘合按规定配备马匹二匹、夫役十名、船只二只，根据官员品级高低确定具体供应数量，有时一支队伍会配给六人、八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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