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糊糊：“由此，各直、省对乡试冒籍者的态度也就由过去的默许变为高度戒备，严防外省人到本地冒籍乡试，朝廷也从维护制度实施和地域平衡的角度予以高度重视。
如宣德七年顺天府乡试因关防不严而致有诈冒，科道官奏请严治提调官府尹李庸、监试官御史梁广成等罪，朱瞻基认为罪不可宥，只念斯事因庸觉察，才姑宥之。
但涉及功名前途，这种事屡禁不止。
冒籍应试一般是发生在科考和乡试中，但到嘉靖时期，科举竞争的日趋激烈，会试中也出现了冒籍现象。
此时是南北分卷，会试冒籍，直接挑战科举‘公平’的底线。
为严格执行考生须在户籍地报考原则，明朝提出明确要求。
首先，禁止官员子侄人等于父兄任职直省参加科举考试。
所以王守仁不得不千里迢迢赶回老家参加考试。
明代任官实行地区回避制度，也即不许官员在户籍所在直、省任官。
早在洪武四年，吏部铨选，南北更调，就已定为常例.
由于任官实行以上地区回避制度，这样就为官员子侄人等于宦所科举造成了便利条件。
如明初着名理学家、阁臣薛瑄户籍本在山西河津县，因其父贞任河南鄢陵县学教谕，瑄补鄢陵学生，遂举河南乡试第一，时永乐十有八年也，明年成进士。
据统计，宣德五年庚戌科共录取进士100名，未在户籍地参加乡试者共15人，而其中有11人是在其父任职直省参加乡试。
这种到父兄任职地入学应试的做法比起单纯的冒籍虽然还有些理由，因其往往是和父兄生活在一起的，但在各直、省乡试定额录取的情况下，这实际上仍是对科举实力较弱省份解额资源的侵夺，自然也引起后者的不满。
故随着科举竞争的日趋激烈，朝廷也开始明令禁止这种行为。
景泰四年二月，从礼科都给事中张轼所言，明廷明令申禁官员子侄人等于宦所冒籍科举。
其次，若考生户籍地发生跨直、省变化，则规定在现籍地报考，具体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。
一是文官子弟获京卫籍可在顺天乡试。
明初对文官实行特恩荫叙，但获荫者数量很少，据统计，自洪武十六年至景泰七十余年间，文官得荫职者仅50余人，其中，得荫京卫武职者仅有4人。
文官子弟承荫京卫籍者，既可参加顺天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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